长安之中，对于百姓来说，根本还没能感觉到多少动荡，事态就已经渐渐平息下来，而随着骠骑人马的进驻长安左近的校场，这动静才算是渐渐的弥漫而开，在京兆尹等三辅地区激荡起涟漪来。
在骠骑将军府的正堂之中，斐蓁坐在正位之上，庞统和荀攸分列左右。
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十几岁的孩子恐怕还是大多数的人口中的『不过就是个孩子』，但是在当下的大汉，已经是一个足够承担家庭重责的年龄了。
『夫士者，应为国之栋梁也。』
庞统缓缓的说道，『昔日于鹿山之下，主公与某，便有此论……』
听闻得此言，即便是日常表情控制得极好的荀攸，都不由得在眼眸之中流露几分羡慕。
鹿山啊，那可是个神奇的地方。
斐蓁也琢磨着，自己等过个几年什么的，说不得也是要去一趟……
『士农工商，商居于末，』庞统说道，『此事不对，非常不对。非管子之错，乃后人之谬也。』
荀攸也点头说道：『管子出身贫苦，自幼以商贾为业，何来商末之说？其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柱石是也。此与主公所言契合，四民者，柱石也，若四民有分高下，岂不是柱石有高低？其可怪也欤？』
斐蓁点头，『四民皆同，不分高低。』
庞统捏着胡须，『昔日之士，以德行、学识、才艺为先，故能居高位，得民心。然今之士，有不肖者众也，不以德行为重，而以权谋为首，窃据四民之上位，或以谄媚之术，或以谗言之口，或以贿赂之物，或以权势之势，巧取豪夺，欺世盗名。其行不端，其言不实，其心不正，其志不良。然而，世人多盲，不能辨其真伪，遂使此等士人得以居高位，而害真士不得其位是也。』
斐蓁说道：『此乃贼也，岂可称士？』
荀攸轻声笑道：『天下之贼，皆黥面乎？』
『这……』斐蓁思索起来。
『公子，天下四民，何者众之？』庞统问道。
『农也。』斐蓁回答道。
庞统点头说道，『既然如此，为何天下之农不见其声，唯有其禾？』
『这……』斐蓁思索了一下，『世叔是说，执政之时，不可因其无声，便为无视？』
庞统抚掌而笑，『然也！』
斐蓁说道：『父亲大人曾言，治国之良莠，当以农夫所食温饱而论之。不可令民饱食者，不为良法也。』
荀攸点头说道：『其言不同，其理同一也。』
庞统和荀攸等士族子弟，无疑是认可斐潜的新政，并且愿意将其发扬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在关中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对于骠骑的新制度阳奉阴违的不仅仅只有旧士族，老山东，还有之前和这些旧有士族体系勾连密切的大商贾。
因为在新政体制之下，官商勾结的阴暗角落会少很多，这让他们很不舒服，也不适应。
官商勾结的模式，最开始的原因是前秦的体制没给商人留下位置来。
在『耕战』的军国体制之下，商人的地位确实是处于末尾的，并且在秦朝当时的生产技术所限制，大多数的产出是没有冗余的，直至汉代初期也是如此，一直要到了汉代将田亩重点放在了山东一带，也就是冀州豫州这样的广阔的平原地区之后，才算是依靠农业养活了更多的人，巅峰时期达到了六千万人。
而华夏社会要发展，离不开商人。
华夏并不是一个环境全体一致，南北温度相同的国家，所以必然产出物会有很大的差异，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体现差异化，但是一旦统一全国，这种东西南北的差异就必须引起国家统治者的关注。
但很显然的，也很遗憾，后续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或者说被忽悠瘸了……
庞统和荀攸现在就想要借着斐潜的新制度，以及这一次的长安清洗，告诉斐蓁一些正确的观念。
统治者之所以不懂这方面的知识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王朝开始时候，掀桌子爬上去的未必能够有足够的治国理政的知识和经验，往往还要靠这些传统官僚士族世家。等到了王朝中后期，又因为庞大的官僚体系相互勾结，使得政令难出紫禁城。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表面上蔑视商人，暗中实际勾结商人的行为，到了明代达到了巅峰……
什么？
大辫子朝？
大辫子朝代是制度倒退的王朝，从半开化的明末直接返回到了奴隶制度。
别管后世什么公蜘鼓吹女犬狂吠，以什么疆土邦国等等理由来表示大辫子并非是奴隶制国家而是封建王朝的巅峰，但是实际上别管怎么吹嘘巅峰，就一条，大辫子真是一步都没有试图向外走过。
西域？汉人说，我来过。
蒙古？霍去病嗤笑，你祖宗我杀了不知道多少。
高丽？隋炀帝咳嗽一声。
雪域？唐人骂骂咧咧说吐蕃那些鸟人就不是个玩意。
就连元朝都试图征服东倭，吓得东倭连忙上表跪舔，而大辫子立朝多久，东倭才承认？
关起门来的巅峰算是个球巅峰？
家里横罢了。
因为大辫子核心知道，就他们那点辫子人，控制幽州都够呛，别说整个华夏，最后不得不和明朝官僚残余势力媾和，让那些文人往他们脸上凃点粉，并且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替代明朝成为正统，而不是像是山贼一样抢了就走……
明朝之所以后期撑不住，很多人都表示是土地兼并的轮回，但是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模式，每一次螺旋都相似，但是也有不同。明朝的问题归根结底确实是土地的问题，但是又不全是土地问题，其中有一个部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商人问题。
说起明代商人，后世最常见的认识是明朝商人地位低，主要依据来自朱元璋的律令。这位爷对商人的态度可算是皇帝中的奇葩。他曾明文规定，可以无理由的，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
但是明朝的商人，真就这么悲惨么？
并不是，而是从明面上，走向了灰黑色。
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疯狂逆袭。各地着名商帮迅速崛起，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在明朝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党争的背后，是无数大大小小的利益相争，而在这些党争之中，几乎所有官吏都在挖大明的墙角。
几乎。
毕竟总有些个别的，但这些个别的官吏，基本上是『不得好死』。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明朝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是百分百成功的……
这样『爱民如子』的政策里面，蕴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明朝的赋税，对于农业来说，太重了，可对于商业来说，几乎等同于没有。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其中市舶税只有四万两。而在宋朝之时，这些商业税收就已经可以超过七千万贯，就算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也是七千万两白银了。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这些东林党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朝廷内阁以任职与否相威胁，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表示自己是『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成为了这些家伙掩盖自己龌龊最好的幌子。
可怜明朝末期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一旦某位官员敢冒犯商人利益，他便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与民争利的反面教材。那些上下齐手蛀空国家的官商们，甚至罔顾国家兴亡，盗卖军械物资，掏空储备粮仓……
这就是为什么要将资本和权柄放在阳光之下的原因，因为这两个家伙身上天生就带着各种霉菌和病毒，只要环境稍微阴暗潮湿一些，就会立刻霉变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