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信人罗文通过他不畏艰险的精神，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正如许多公司中那些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员工一样，他们的敬业精神推动了公司的发展。

拿到信火速前往牙买加

美国总统麦金莱向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问道：“到哪里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上校不假思索地答道：“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如果有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非他莫属。”

“派他去”总统只说了这三个字。

当时，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只有美国军队与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前提是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兵力、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情况，还包括古巴的地形、路况等，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的装备，等等。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怎样才能困住敌人，需要美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以及与这次战役相关的其他情报。

上校的推荐很干脆。总统的命令也很干脆，就三个字。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找到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至关重要。

一小时以后，正午时分，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里去一趟。到了军部，见到了瓦格纳上校，但是上校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带上了一驾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这时，上校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何时出发”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一艘名为安迪伦达克的轮船明天中午将从纽约起航。”

“你能赶上这艘船吗”上校急切地问。

我以为不过是在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因为上校一向很幽默，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就准备出发吧”上校面色严肃地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任务。

马车停在一栋特别的房子前，我与上校一起走进大厅。我在大厅等候，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招手让我进去。进去后，我才知道，美国总统麦金莱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等我。

“年轻人，”麦金莱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也可以说是神圣的使命，需要你把这封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等你。你必须把情报如期安全地送达，这件事事关重大。”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任务就在眼前，困难也在眼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作为一名军人，那种崇高的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这让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从总统手中接过那封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瓦格纳上校马上补充道：“这封信有我们想了解的很多问题。除此之外，你要注意，一定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再上演一次。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身上带着的东西而被捕了，他们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泄露了很多机密。这次行动绝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另外，我还要再次告诉你，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你得自己想办法找到他。总之，以后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只有你自己。”我点点头，我明白这将是对我最为严峻的考验。

瓦格纳上校继续说道：“下午就去做准备，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将根据你发来的情报制定，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信息来源。这项任务只能由你一个人去完成，你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乘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

接着，我和总统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送我出门时，还叮嘱了一句：“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我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离去。

我边做准备，边考虑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了解其责任重大而且困难重重。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甚至我出发时也不会爆发，到了牙买加之后，应该仍不会爆发，但是稍微有闪失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美国向西班牙宣战，我的任务反而减轻了，尽管危险不会减少。

当这种任务出现时，当个人荣誉甚至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时，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生命可以牺牲，荣誉却不能丢失，更不能遭到侮辱。我向来是按命令行事，不会有丝毫的差错。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按照任何人的具体命令行事，我只有一个总的命令，那就是我得一个人想尽办法，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并从他那里获得我们所需要的。

我与总统麦金莱及瓦格纳上校的谈话，我不清楚秘书是否记录在案。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任务迫在眉睫，我需要马上行动，我现在脑海里，反复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我乘坐的火车是中午12点零1分开。火车开车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星期五不宜出门。我不知道这样的出行，是幸运还是不幸。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就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于是，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旅程。

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牙买加，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军事联络处，或许我可以从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又乘上了阿迪伦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为了安全起见，我尽量不和乘客搭讪，但是还是认识了一位电器工程师。

他给我讲了一些十分有趣的事，还给我看了一些十分有趣的东西。由于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于是他们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对于这个称号我受之无愧。

轮船很快就进入了古巴海域，我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我身上带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

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那么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的，结果就是我将被逮捕，我就会成为一个战犯。而我们乘坐的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挂着一个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知道我要采取一些措施，于是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直到看到船尾绕过海角，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

第二天早上9点，我登上了牙买加的领土，然后就是四处寻找古巴军事联络处。牙买加是个中立的国家，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我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联络处，我和指挥官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将信送给加西亚将军。

4月8日，我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了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后，我来到军事联络处的指挥部。在场的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我以前没见过。当我们正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着。